“老師，我要怎么選課？”“我這次考試成績不好怎么辦？”“我遇到了人際交往困惑怎么辦？”“如何選擇一份適合我的工作？”……
這些高頻的事務性咨詢，曾是高校輔導員肩上沉重的擔子。如今，多所高校上線AI輔導員，學生們只需動動手指，就能得到迅速的解答——它們24小時在線，被輔導員們稱為“電子同事”。
2017年，教育部發布《普通高等學校輔導員隊伍建設規定》（以下簡稱《規定》），明確輔導員的主要工作職責包括：思想理論教育和價值引領、黨團和班級建設、學風建設、學生日常事務管理、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工作、網絡思想政治教育、校園危機事件應對、職業規劃與就業創業指導、理論和實踐研究。
在高校思政教育中，輔導員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然而，面對繁重且多元的工作任務，不少輔導員表示“分身乏術”。如今，當輔導員擁有了AI“幫手”，日常思政教育正在發生哪些變化？AI輔導員的工作效率如何？它們又如何真正契合輔導員的工作實際？
“讓‘大道理’鏈接‘小需求’”
“你會選擇去往西部嗎？”不久前，北京交通大學本科生孔令妍的手機上彈出了這樣一條來自AI輔導員的問卷消息。
這是該校電子信息工程學院黨委副書記韓柏濤通過智慧思政平臺發起的一次廣泛調研。后臺的數據匯聚了學生們的真實想法——通知發出僅半小時，閱讀量突破500人次，其中254名學生即時提交了心得體會。基于初步反饋，韓柏濤進一步利用AI輔導員定向推送問卷，在面向1295名學生的深入調查中，精準識別出32名明確表達選擇奔赴西部就業或支援意向的學生。
“過去我們講‘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更多是宏觀號召和典型宣傳，但覆蓋面、滲透力如何精準評估和提升是個難題。AI輔導員加入后，我們立刻就能鎖定這32名同學，再由輔導員和專業課教師進行更有針對性的思政課程和實踐引導工作，實現情感共鳴和深度引導。”
與此同時，平臺也同步標記出對西部選擇暫無意向的學生群體，針對這部分學生推送差異化的引導信息。比如，向偏好技術研發的學生推送“東部高新技術企業如何服務西部生態治理”的案例；為關注城市建設的學生定制“一帶一路”中西部樞紐城市的職業發展報告。
韓柏濤說：“精準思政不是單向篩選想去的人，而是讓每個學生看見國家需求與自身成長的結合點。”
2020年，北京交通大學上線智慧思政平臺，經過5年技術迭代升級，如今已承擔起全校近3萬名師生的智能輔導、信息采集、通知發布、個性咨詢、事務辦理等工作任務。作為平臺開發團隊負責人，韓柏濤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介紹說，該系統還能對海量反饋進行實時動態分析，如識別不同專業、不同地域、不同發展規劃目標的學生所作人生選擇的潛在影響因素，構建了一套動態嵌套的育人范式，為開展更精準的思政課程和實踐活動提供支撐。
不只是在北京交通大學，最近重慶大學推出的“潤欣”、杭州電子科技大學推出的“紐扣”等AI輔導員都火爆“出圈”，憑借前沿科技打造出思政教育“精準滴灌”新模式。
在重慶大學紅巖文化長廊前，一群新生正戴著耳機聆聽手機里傳來的聲音，“1949年，被囚禁在白公館的陳然同志寫下了《我的‘自白’書》……”這正是“潤欣”打造的“潤欣話紅巖”智能體。研發團隊依托10萬余字紅巖英烈書信文稿，構建起了動態知識庫，將紅色革命精神轉化為24小時在線的“精神驛站”，學生可以全天候與其對話。
在重慶大學黨委學工部數字學工辦公室主任羅敏看來，AI輔導員的出現讓價值觀引導從“大水漫灌”走向了“精準滴灌”，讓“大道理”能夠鏈接“小需求”。比如，“潤欣”能夠依托校級數據中臺，實時整合學生成長數據、學業成績、圖書借閱偏好、實驗室使用頻次記錄等20余類數據，通過智能分析構建動態學生畫像，形成了“數據驅動-智能研判-精準干預”的閉環管理機制，確保學生得到及時有效的心理支持和價值觀引導。此外，還能結合興趣圖譜與認知水平雙維度評估，為理工科學生量身定制“科技報國”主題案例庫，為人文社科學生精心打造“文化自信”知識庫，形成千人千面的紅色教育方案。
羅敏說：“AI輔導員憑借其在思想引領、學業引導、心理關愛等方面的精準施策，能夠實現全方位、個性化的精準育人。”
“幫輔導員‘減負’，騰出精力做‘難事’”
“您好，智能助理為您匹配以下系統數據，請您及時查收。”最近一年來，北京交通大學的師生們正逐漸習慣于這樣的日常交流場景，輔導員智能體實現團日活動通知的精準推送、自主定期面向學業困難學生開展學業督導、基于標簽體系生成個性化培養方案、基于預警處置體系構建協同處置專班實現實時信息共享與快捷處置……這正是該校智慧思政平臺帶來的全新體驗。
“為輔導員隊伍‘減負增效’，讓他們將更多精力投入到更具價值的個性化思想引導和深度關懷上，是目前推動學生工作信息化的核心。”韓柏濤在一線輔導員崗位工作多年，他在調研中發現，盡管市面上不乏成熟的智慧學工系統和產品，但往往與高校輔導員日常工作的具體場景和深度需求存在脫節。
《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提出“實施國家教育數字化戰略”“推進智慧校園建設，探索數字賦能大規模因材施教、創新性教學的有效途徑，主動適應學習方式變革”“推動思想政治工作和信息技術深度融合”。
“如果每個學生身邊都有一個智能輔導員，時刻陪伴，高校育人工作也許就能實現‘一人一策’。”早在2016年，韓柏濤便一直在思考如何研發出一套適合高校育人工作的系統，幫助輔導員實現從“事務型”向“教育型”轉變。
這一點得到了羅敏的強烈共鳴。她向記者介紹，由重慶大學自主打造的AI輔導員“潤欣”，其高頻使用場景集中在日常事務咨詢和業務在線辦理兩個方面。“以前輔導員每天要花好幾個小時處理重復性咨詢，而現在這些問題都可以交給AI輔導員，輔導員就能把時間花在更具針對性的個性化輔導與關懷上，比如跟學生深入談心，聊聊他們的職業規劃、人生理想。”羅敏說，用AI幫輔導員“減負”，就能騰出精力做“難事”。
如何確保AI輔導員生成的內容、推送的信息、引導的方向，始終與主流價值觀同向同行？
在韓柏濤看來，這是各高校研發團隊的重中之重。他向記者解釋說，與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同，高校使用的智慧思政平臺通常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從現有的、經過審核的業務體系中生成模型。所有生成內容均基于固定條件判斷，調用和引用經過驗證且可靠的現有模型，這些模型的輸入前提和標準均由人工嚴格把控，確保從源頭上避免價值觀偏頗。為了避免潛在問題，平臺還要增加二次驗證機制，例如敏感詞過濾等技術手段，進一步確保內容的準確性。
重慶大學則設置了“三重保險”：專業審核團隊嚴把政治關；技術過濾機制實時攔截違規表述；學生反向監督通道鼓勵隨時反饋，形成“學生-學校”雙向互動的內容監督閉環。
此外，羅敏還建議，AI賦能思政教育還要注重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避免過度依賴AI；制定嚴格的數據使用規范，采用加密技術和匿名化處理保障學生隱私；與此同時，還要保留輔導員的主導作用，確保師生之間的情感交流和人文關懷不被削弱，并通過實踐活動增強人文關懷。
“把標準答案變成情感對話”
隨著AI輔導員大顯身手，也有人開始擔憂：“輔導員會被淘汰嗎？”
南昌工程學院90后輔導員黃華棟的答案是“不會”。今年年初，黃華棟自己嘗試打造的AI輔導員已經處理了8000多次學生咨詢，他發現，就算AI能搞定大部分流程性問題，還是有學生會選擇親自到辦公室確認或進一步討論，尤其是涉及個人發展或者隱私的問題。黃華棟認為，輔導員的核心競爭力其實在于“把標準答案變成情感對話”。
有一次，一名學生跑到辦公室問黃華棟：“老師，緩考會不會影響評獎評優？”黃華棟的第一反應是擔心學生的學習狀態，但和學生交流后才發現，原來學生并不是要得到簡單的重復答案，而是希望親耳聽到老師告訴他，“沒事兒，不用過度焦慮，但你得好好準備”。
“與學生‘面對面’的交流，就是比‘鍵對鍵’有溫度，也更有可信度。”黃華棟舉例說，在很多場景下，AI輔導員在情感交流方面仍存在局限性，難以像輔導員那樣與學生建立起深層次的信任關系，而且它的回答在面對復雜情感問題時往往顯得模板化。比如，AI輔導員能夠告訴學生“掛科重修流程”，但輔導員能夠幫助學生分析——為什么會掛科，是學習模式不適應，還是近期的狀態發生了變化；當輔導員在后臺發現某位學生頻繁查詢“補考違紀后果”“處分有什么影響”時，則會立刻組織一場“誠信教育”主題班會，及時給學生提個醒。
韓柏濤在測試中發現，當學生傾訴“就業壓力”“失戀痛苦”時，AI輔導員的回復往往停留在“轉移注意力”“加強鍛煉”等宏觀建議，而資深輔導員往往會結合自身經歷告訴學生，“我當年也經歷過，要不要聽聽我是怎么走出來的？”他認為，這種基于真實生命體驗的共鳴，仍是技術難以逾越的鴻溝。
AI輔導員的出現并非要取代輔導員，而是與之形成優勢互補。AI輔導員負責高頻標準化服務，如政策推送、資源匹配等，而輔導員則專注于價值觀引導、危機干預等高情感濃度的工作。這種“AI初篩問題、人類深度介入”的模式，不僅能讓輔導員從繁瑣的事務性工作中解放出來，全身心投入到思想引領和個性化輔導中，更能通過數據賦能讓思政工作更具針對性。
“我們應用AI輔導員的目標不僅是讓學生的問題得到解答，更在于它能否真正理解并回應學生的需求，讓學生感受到學校的關心和支持。”韓柏濤說。
“老師，我要怎么選課？”“我這次考試成績不好怎么辦？”“我遇到了人際交往困惑怎么辦？”“如何選擇一份適合我的工作？”……
這些高頻的事務性咨詢，曾是高校輔導員肩上沉重的擔子。如今，多所高校上線AI輔導員，學生們只需動動手指，就能得到迅速的解答——它們24小時在線，被輔導員們稱為“電子同事”。
2017年，教育部發布《普通高等學校輔導員隊伍建設規定》（以下簡稱《規定》），明確輔導員的主要工作職責包括：思想理論教育和價值引領、黨團和班級建設、學風建設、學生日常事務管理、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工作、網絡思想政治教育、校園危機事件應對、職業規劃與就業創業指導、理論和實踐研究。
在高校思政教育中，輔導員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然而，面對繁重且多元的工作任務，不少輔導員表示“分身乏術”。如今，當輔導員擁有了AI“幫手”，日常思政教育正在發生哪些變化？AI輔導員的工作效率如何？它們又如何真正契合輔導員的工作實際？
“讓‘大道理’鏈接‘小需求’”
“你會選擇去往西部嗎？”不久前，北京交通大學本科生孔令妍的手機上彈出了這樣一條來自AI輔導員的問卷消息。
這是該校電子信息工程學院黨委副書記韓柏濤通過智慧思政平臺發起的一次廣泛調研。后臺的數據匯聚了學生們的真實想法——通知發出僅半小時，閱讀量突破500人次，其中254名學生即時提交了心得體會。基于初步反饋，韓柏濤進一步利用AI輔導員定向推送問卷，在面向1295名學生的深入調查中，精準識別出32名明確表達選擇奔赴西部就業或支援意向的學生。
“過去我們講‘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更多是宏觀號召和典型宣傳，但覆蓋面、滲透力如何精準評估和提升是個難題。AI輔導員加入后，我們立刻就能鎖定這32名同學，再由輔導員和專業課教師進行更有針對性的思政課程和實踐引導工作，實現情感共鳴和深度引導。”
與此同時，平臺也同步標記出對西部選擇暫無意向的學生群體，針對這部分學生推送差異化的引導信息。比如，向偏好技術研發的學生推送“東部高新技術企業如何服務西部生態治理”的案例；為關注城市建設的學生定制“一帶一路”中西部樞紐城市的職業發展報告。
韓柏濤說：“精準思政不是單向篩選想去的人，而是讓每個學生看見國家需求與自身成長的結合點。”
2020年，北京交通大學上線智慧思政平臺，經過5年技術迭代升級，如今已承擔起全校近3萬名師生的智能輔導、信息采集、通知發布、個性咨詢、事務辦理等工作任務。作為平臺開發團隊負責人，韓柏濤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介紹說，該系統還能對海量反饋進行實時動態分析，如識別不同專業、不同地域、不同發展規劃目標的學生所作人生選擇的潛在影響因素，構建了一套動態嵌套的育人范式，為開展更精準的思政課程和實踐活動提供支撐。
不只是在北京交通大學，最近重慶大學推出的“潤欣”、杭州電子科技大學推出的“紐扣”等AI輔導員都火爆“出圈”，憑借前沿科技打造出思政教育“精準滴灌”新模式。
在重慶大學紅巖文化長廊前，一群新生正戴著耳機聆聽手機里傳來的聲音，“1949年，被囚禁在白公館的陳然同志寫下了《我的‘自白’書》……”這正是“潤欣”打造的“潤欣話紅巖”智能體。研發團隊依托10萬余字紅巖英烈書信文稿，構建起了動態知識庫，將紅色革命精神轉化為24小時在線的“精神驛站”，學生可以全天候與其對話。
在重慶大學黨委學工部數字學工辦公室主任羅敏看來，AI輔導員的出現讓價值觀引導從“大水漫灌”走向了“精準滴灌”，讓“大道理”能夠鏈接“小需求”。比如，“潤欣”能夠依托校級數據中臺，實時整合學生成長數據、學業成績、圖書借閱偏好、實驗室使用頻次記錄等20余類數據，通過智能分析構建動態學生畫像，形成了“數據驅動-智能研判-精準干預”的閉環管理機制，確保學生得到及時有效的心理支持和價值觀引導。此外，還能結合興趣圖譜與認知水平雙維度評估，為理工科學生量身定制“科技報國”主題案例庫，為人文社科學生精心打造“文化自信”知識庫，形成千人千面的紅色教育方案。
羅敏說：“AI輔導員憑借其在思想引領、學業引導、心理關愛等方面的精準施策，能夠實現全方位、個性化的精準育人。”
“幫輔導員‘減負’，騰出精力做‘難事’”
“您好，智能助理為您匹配以下系統數據，請您及時查收。”最近一年來，北京交通大學的師生們正逐漸習慣于這樣的日常交流場景，輔導員智能體實現團日活動通知的精準推送、自主定期面向學業困難學生開展學業督導、基于標簽體系生成個性化培養方案、基于預警處置體系構建協同處置專班實現實時信息共享與快捷處置……這正是該校智慧思政平臺帶來的全新體驗。
“為輔導員隊伍‘減負增效’，讓他們將更多精力投入到更具價值的個性化思想引導和深度關懷上，是目前推動學生工作信息化的核心。”韓柏濤在一線輔導員崗位工作多年，他在調研中發現，盡管市面上不乏成熟的智慧學工系統和產品，但往往與高校輔導員日常工作的具體場景和深度需求存在脫節。
《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提出“實施國家教育數字化戰略”“推進智慧校園建設，探索數字賦能大規模因材施教、創新性教學的有效途徑，主動適應學習方式變革”“推動思想政治工作和信息技術深度融合”。
“如果每個學生身邊都有一個智能輔導員，時刻陪伴，高校育人工作也許就能實現‘一人一策’。”早在2016年，韓柏濤便一直在思考如何研發出一套適合高校育人工作的系統，幫助輔導員實現從“事務型”向“教育型”轉變。
這一點得到了羅敏的強烈共鳴。她向記者介紹，由重慶大學自主打造的AI輔導員“潤欣”，其高頻使用場景集中在日常事務咨詢和業務在線辦理兩個方面。“以前輔導員每天要花好幾個小時處理重復性咨詢，而現在這些問題都可以交給AI輔導員，輔導員就能把時間花在更具針對性的個性化輔導與關懷上，比如跟學生深入談心，聊聊他們的職業規劃、人生理想。”羅敏說，用AI幫輔導員“減負”，就能騰出精力做“難事”。
如何確保AI輔導員生成的內容、推送的信息、引導的方向，始終與主流價值觀同向同行？
在韓柏濤看來，這是各高校研發團隊的重中之重。他向記者解釋說，與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同，高校使用的智慧思政平臺通常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從現有的、經過審核的業務體系中生成模型。所有生成內容均基于固定條件判斷，調用和引用經過驗證且可靠的現有模型，這些模型的輸入前提和標準均由人工嚴格把控，確保從源頭上避免價值觀偏頗。為了避免潛在問題，平臺還要增加二次驗證機制，例如敏感詞過濾等技術手段，進一步確保內容的準確性。
重慶大學則設置了“三重保險”：專業審核團隊嚴把政治關；技術過濾機制實時攔截違規表述；學生反向監督通道鼓勵隨時反饋，形成“學生-學校”雙向互動的內容監督閉環。
此外，羅敏還建議，AI賦能思政教育還要注重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避免過度依賴AI；制定嚴格的數據使用規范，采用加密技術和匿名化處理保障學生隱私；與此同時，還要保留輔導員的主導作用，確保師生之間的情感交流和人文關懷不被削弱，并通過實踐活動增強人文關懷。
“把標準答案變成情感對話”
隨著AI輔導員大顯身手，也有人開始擔憂：“輔導員會被淘汰嗎？”
南昌工程學院90后輔導員黃華棟的答案是“不會”。今年年初，黃華棟自己嘗試打造的AI輔導員已經處理了8000多次學生咨詢，他發現，就算AI能搞定大部分流程性問題，還是有學生會選擇親自到辦公室確認或進一步討論，尤其是涉及個人發展或者隱私的問題。黃華棟認為，輔導員的核心競爭力其實在于“把標準答案變成情感對話”。
有一次，一名學生跑到辦公室問黃華棟：“老師，緩考會不會影響評獎評優？”黃華棟的第一反應是擔心學生的學習狀態，但和學生交流后才發現，原來學生并不是要得到簡單的重復答案，而是希望親耳聽到老師告訴他，“沒事兒，不用過度焦慮，但你得好好準備”。
“與學生‘面對面’的交流，就是比‘鍵對鍵’有溫度，也更有可信度。”黃華棟舉例說，在很多場景下，AI輔導員在情感交流方面仍存在局限性，難以像輔導員那樣與學生建立起深層次的信任關系，而且它的回答在面對復雜情感問題時往往顯得模板化。比如，AI輔導員能夠告訴學生“掛科重修流程”，但輔導員能夠幫助學生分析——為什么會掛科，是學習模式不適應，還是近期的狀態發生了變化；當輔導員在后臺發現某位學生頻繁查詢“補考違紀后果”“處分有什么影響”時，則會立刻組織一場“誠信教育”主題班會，及時給學生提個醒。
韓柏濤在測試中發現，當學生傾訴“就業壓力”“失戀痛苦”時，AI輔導員的回復往往停留在“轉移注意力”“加強鍛煉”等宏觀建議，而資深輔導員往往會結合自身經歷告訴學生，“我當年也經歷過，要不要聽聽我是怎么走出來的？”他認為，這種基于真實生命體驗的共鳴，仍是技術難以逾越的鴻溝。
AI輔導員的出現并非要取代輔導員，而是與之形成優勢互補。AI輔導員負責高頻標準化服務，如政策推送、資源匹配等，而輔導員則專注于價值觀引導、危機干預等高情感濃度的工作。這種“AI初篩問題、人類深度介入”的模式，不僅能讓輔導員從繁瑣的事務性工作中解放出來，全身心投入到思想引領和個性化輔導中，更能通過數據賦能讓思政工作更具針對性。
“我們應用AI輔導員的目標不僅是讓學生的問題得到解答，更在于它能否真正理解并回應學生的需求，讓學生感受到學校的關心和支持。”韓柏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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