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系論文范文第1篇
一、研究對象——事實的確定
進行學術研究，都有一定的研究對象。國際關系研究的對象，根本特點是與現實的國際互動密切相關。對于研究者來說，不但演繹的每一步都須與現實相聯系，而且其最終結果也必須與可以觀察的現實有對應關系。即使是進行抽象的概念或理論探討，也不可能脫離現實，因為這些概論與理論一定是對于現實的概括與解釋。現在的一些國關論文人們讀不懂，一個可能的原因就是理解不了其論證過程或結論與現實的國際互動有怎樣的聯系。這種“玄之又玄”的研究，不是值得倡導的模式。從規范的角度講，進行國際關系論文的設計，首先需要明確自己的研究是與哪些具體事實相關。不能指明這樣的聯系，設計論文就如同是緣木求魚。
作為對象的國際關系事實，概括地講，包括國際行為體本身，行為體的觀念、政策與行為，行為體的互動和互動所導致的結果。研究者選擇研究對象，可以是單一事實，也可以是多個（一組）事實；可以是歷史事實，也可以是正在發生的事實；可以是作為實在的事實，也可以是作為文本的事實；可以是具有物質屬性的事實，也可以是具有觀念屬性的事實。研究者進行事實選擇，無論出于怎樣的偏好，根本宗旨都是要實現研究的創新。
選擇事實實現研究的創新，可以體現在論文寫作的四個環節中，即描述、解釋、價值判斷與提出對策。
（1）描述
描述就是把對事實的觀察表述出來。描述要創新，就要通過觀察有新的發現并把這種發現表述出來。在這里有兩種情況。
第一，通過現象觀察，發現并描述了新的事實。例如，新聞記者進行突發事件的報道，國際機構就重大事態（如核問題、人權問題等）進行核查并提出研究報告，專業研究者通過閱讀文獻、檔案發現新事實并做出描述等，都屬于這一類情況。
第二，在已知事實的基礎上，發現并描述了事實的新的關系、屬性、特點、變化趨勢，特別是相關關系與因果關系等。例如，描述國際格局的新結構、大國關系的新特點、國家對外政策的新動向、全球治理的新的作用機制等。在國際關系研究中，對雙邊關系、區域形勢、國別政策走向等問題的研究，通常都應包括對機制、結構、趨勢的新描述。
在描述環節創新，關鍵是要有新的發現。如果僅僅是梳理已有描述，即使文字做得更好，也不能算創新。對于研究者來說，僅僅把新發現描述出來是不夠的，還必須做出解釋。實際上，國際關系研究中的描述不可能是單純的“是什么”的研究，研究者還必須作出有關“為什么”的解釋。因此，描述的創新往往會帶來解釋的創新。
（2）解釋
解釋就是對于事實的機理進行系統說明。它不是針對事實“是什么”，而是針對事實的“為什么”。由于國際關系事實作為人的行為都具有社會屬性，有可以觀察的外在現象和由人的意圖所決定的內在意義，因此在這里解釋有兩種不同的情況。
第一，對觀察事實的解釋，例如對相關關系與因果關系的解釋。現實主義者觀察國際沖突現象所提出的有關權力政治的解釋，[1]自由制度主義者觀察相互依賴現象所提出的有關國際合作的解釋，[2]都屬于這樣的情況。在國際關系研究中，人們研究某一類機制（諸如沖突解決、一體化進程、經濟制裁等），常常需要分析各種影響因素，在這樣的研究中就包括對觀察事實的解釋。
第二，對社會意義的解釋，例如對外交政策意圖的解釋。這種解釋，主要針對的是國際關系事實與文本中所蘊含的主觀因素，包括事實發生的社會意識背景，國際互動所形成的集體意向，以及國際關系文本中所內含的作者原意等。由于國際關系事實都具有社會意義，因此進行國際關系研究始終需要這種解釋。在國際關系的主流學派中，建構主義的研究就屬于這個范疇。溫特有關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的論述就是有關無政府狀態的社會意義的系統解釋。
研究者要在解釋的環節進行創新，就要提出與此前解釋不同的東西。通常，人們提出全新的解釋是困難的，能夠在已有解釋基礎上再向前走一小步，例如彌補已有解釋的不足，或是糾正已有解釋中的缺陷或錯誤，那就是難得的創新了。
在解釋環節創新，如果能提出具有新意的系統說明，提出一組相互聯系的命題，那就實現了理論的創新。在國際關系研究中，理論的創新通常具有比較重要的地位。例如，如果研究者能夠對事實發生的原因、屬性、運作機制和國際影響做出系統的新說明，那就具有了理論創新的意義。
（3）價值判斷
價值判斷就是對事實進行好壞的判斷。在國際問題研究中，大到國際格局的結構，小到一個國家的身份認同乃至一項具體的對外政策，研究者都會在某種程度上涉及價值的評估與取舍。尤其是涉及國際倫理問題時，人們往往需要就正當性與合法性進行闡釋。例如，冷戰結束以來圍繞人道主義干涉而不時發生的國際爭論，就涉及了這個領域的問題。
在國際關系研究中進行價值判斷，就是從學理的角度進行正當性的闡釋，例如，說明什么樣的事態符合國際正義，怎樣的格局有利于世界和平，怎樣解決人權問題，怎樣看待民主的價值，怎樣做一個負責任大國，國家應怎樣遵守國際規范等。進行這樣的闡釋，關鍵是要有新意，即要講出此前學界未講過之理由，而這樣的理由能夠成為政策選擇的依據。
（4）提出對策
提出對策就是建議政府應當怎樣做。通常，價值判斷與對策建議是相聯系的。研究者認為有價值的政策，也就是希望政府能夠采納的政策。在這個研究環節進行創新，就要基于事實的判斷與價值選擇，提出具有新意的建議，或是針對已有對策提出新的分析與闡釋。
在以上的四個環節中，研究者基于事實都可以創新。不過，從學理研究的角度講，解釋的創新應該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因為沒有解釋的創新，就沒有理論的創新，也就沒有國際關系學科的發展。因此，在設計論文選取研究對象時，應首先思考能否提出新的解釋。以此作為標準，在觀察事實時，可以側重思考對國際互動的原因、運作機制、影響因素等有沒有疑惑，對所發現的相關關系、因果關系有沒有進一步解釋的前景。
以創新為目標選取事實，適當性標準只有一個，即發現了尚未解決的疑惑。如果有關事實的方方面面都清清楚楚，那就不存在創新的可能和進行研究的必要。只有存在疑惑，人們才能夠提出具有研究價值的問題。
二、提出問題
把事實的研究價值體現在論文設計中，其表現就是提出研究問題。所謂研究問題，是指學術界有待解決的疑惑或爭論。對于研究者來說，研究問題不單是需要解答的疑問，它還具有規定研究出發點和所要達到目的的屬性。沒有研究問題，研究者都會茫茫然而不知向何處去。在這里，我們需要明確撰寫學術論文與編著教科書在宗旨上的不同。編教科書是綜述、梳理已有的知識，而撰寫論文則是要通過解決問題創造新的知識。
從知識的構成來看，研究問題是處于已知領域與未知領域相交的部分。研究問題相對已知的知識而言，應該是未知的東西，但這種未知并不是完全的未知。對于完全不知道的東西，研究者是不可能提出有意義的研究問題的。在這里，研究者提出問題所要探求的未知，必須是與已知有聯系的東西。這種東西應該存在于已知與未知這兩個范疇的交界之處。研究者能找到這種具體的交界之處，就有可能提出有意義的研究問題。
設計論文提出的問題，在形式上可大體概括為“是什么”、“為什么”和“做什么”三大類。
“是什么”的問題是與前述的“描述”相對應的。在國際關系研究中，一個事實是否存在，有怎樣的形態、屬性、影響和變化趨勢，都需要通過描述來解決。例如，《美國利益面臨五大威脅》一文，所要解決的就是一個“是什么”的問題。[5]除了對現實問題的描述，“是什么”還涉及對理論概念的描述。例如《國際政治中的權力是什么？》所描述的就是一種概念化的事實，即一個行為體使他者做原本不會做之事的能力或關系機制。[6]通常，在有關概念的研究中，描述與解釋總是結合在一起的。研究者在運用概念闡釋有關現實的“為什么”的同時，也需要回答有關它自身“是什么”。
“為什么”的問題是與前述的“解釋”相對應的。比如，發問“北約為什么要東擴”，“美國為什么會把戰略重心轉向東亞”，所提出的就是這樣的問題。針對冷戰后現實主義不再具有解釋力的批評，肯尼思·沃爾茲（KennethN.Waltz）2000年在《國際安全》雜志發表了題為《冷戰之后的結構現實主義》的論文。該論文討論的核心問題，就是為什么冷戰后現實主義仍然具有解釋力。
“做什么”的問題是與前述的“價值判斷”和“對策建議”相對應的。由于在國際關系研究中進行價值判斷就意味著贊同或反對某種行為體、互動行為、政策或現狀，而對策建議則總是與價值判斷相聯系，因此這兩者就研究問題而言往往是分不開的。例如，《美國不同的大戰略觀》一文所進行的戰略觀的比較，[8]就包含價值的取舍和美國政府應當“怎樣做”的建議。
研究者設計論文提出問題，途徑沒有一定之規，但其中最基本的來源有兩個，一是現實，二是文本。在這里，現實是指實際發生的各種國際關系事態，而文本是指描述、解釋現實的各種成果。對于國際關系研究者來說，觀察現實和閱讀文本都是必須做的事情。觀察現實可以得到有關真實的信息，而閱讀文本則可以得知有關真實的描述、解釋、價值判斷和應對策略。如果人們發現這兩者不一致甚至相矛盾，就會產生疑惑，并進而提出有待研究的問題。
從操作的角度講，提出研究問題可以經由這樣幾個途徑：
第一，觀察事實，進行橫向與縱向比較。人們的觀察通常會從個案開始，關注與他者不同的事實，或是理論不能解釋的事實，由此提出問題。進行這樣的觀察，人們可以橫向地比較同類的事實，以探求事物的新屬性；也可以縱向地進行歷史的比較，以探求事物的發展變化。前者是由此及彼，后者是由表及里。在國際關系研究中，盡管堅持實證方法的人青睞大樣本的統計分析，但直接做這樣的研究是困難的，因為不知道什么樣的事實可以做定量研究。通過對個別事實進行深入觀察，即個案研究，就有可能發現進行統計分析的路徑。這也是一個從點到面的過程。通過這樣的觀察提出問題，人們重點應關注現有理論不能解釋的東西，這樣就能從發展理論的角度進行創新。
第二，閱讀文本，進行理論、概念的比較。人們閱讀文本，了解一個理論概念的時候，總會對比已知的其他文本和已知的事實。對理論、概念進行判斷，固然要看邏輯是否自洽，但最關鍵的還是要看與事實是否相符。通常，得到一定認可的理論總是能解釋一定的對象。在閱讀文本時產生疑惑，通常是因為有些事實用現有的理論不能解釋。當研究者發現一種理論不適用時，就會思考是不是有其他理論可以解釋。當發現沒有適當理論可以解釋時，就需要針對已有理論提出問題。這種問題可以是顛覆性問題，也可以是修正和補充的問題。對于一般的研究者來說，針對已有理論的弱點、缺點和遺漏進行增強、修正、補充，以便把原有理論再向前推進一小步，是很值得做的事。當然，為了能夠提出真正有意義的理論問題，研究者必須對相關事實和文獻有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第三，詮釋意義。研究者提出“為什么”的問題，通常都涉及對意義的解釋。例如，提問小布什為什么堅持進行伊拉克戰爭，伊斯蘭極端勢力為什么與西方為敵，日本的右翼政客為什么堅持參拜靖國神社，中國為什么能夠和平崛起，都是涉及行為體意圖的問題。
第四，變換角度，探討新的研究思路。當研究者發現傳統的研究路徑不能有效解決問題，或是發現可以借鑒其他學科有效方法時，就可以跨學科進行研究途徑的借鑒。在國際關系研究中，人們借鑒經濟學、社會學、語言學的研究視角與手段，就是這樣的探索。基于新角度進行研究，就可以提出新的問題。當然，借鑒新的學科方法，最終是要為國際關系研究服務，因此只有在確有必要的情況下才應該進行這樣的轉向。一般來說，變換思考角度要向研究較少、較薄弱的方面轉化，向研究的空白點轉化。
第五，提出政策建議。當國家外交面對新挑戰需要有新的對策與戰略時，就可以提出這樣的研究問題。這樣的研究問題，與現實的國際互動有直接關系，所要解決的是行為體應當怎么辦。例如，應如何進行特定問題的外交談判，應如何對國家利益進行判斷，應怎樣排列不同的目標與需求，應怎樣處理國際危機等，都是對外政策的決策部門需要研究者加以回答的問題。除了短期和急迫的對策需求之外，國家還面對著中長期的對外政策問題或戰略問題，如國家應實施怎樣的發展戰略、安全戰略、地區戰略以及針對某一特定國家的戰略等，都可能需要對策建議。提出這樣的核心問題，配套問題通常涉及對形勢走勢、國家得失、資源運用、相關國家的可能反應等方面的研究。
以上所講的問題提出途徑，都有一個深思熟慮的過程。不過，研究問題并非都是經過深思熟慮才產生的，有時問題可能是來自靈感和突發的聯想。牛頓看到蘋果下落，突發奇想而提出了產生重大影響的問題。在國際關系研究中，我們也不能排除這種情況。研究者在思索研究問題時，應該不受任何拘束。當然，有了初步的想法之后，還要經過仔細推敲，以便判斷它是不是一個好的研究問題。
關于好的研究問題，有四個方面是可以考慮的：
第一，一個好的研究問題，一定對應于一個未解決的疑惑，所期待的答案與論證具有創新性。這種創新性具有現實意義與理論價值。現實意義是指能產生對于事態的新的描述、解釋或對策，理論價值是指有助于推動理論研究的發展，要么能一個錯誤的理論并建立新理論，要么能修正一個有缺陷的理論使之更完善。
第二，好的研究問題應表述得非常清楚，有嚴謹的邏輯基礎，其指涉對象沒有含糊之處。如果問題表述含糊，那么針對它的研究，無論是證實還是證偽，都不可能給出清晰的論證。要想使所做研究不產生歧義，提出清晰的問題是一個必要前提。
第三，好的問題應當有適中的領域范圍，有較為廣闊的研究和解釋空間，但又不過于寬泛。通常，其構成應當是以核心問題為主的一組問題，這一組問題能夠很好地構成研究者的研究框架。如果大問題不能分解或演繹成若干具體的小問題，研究者就可能無處著手。
第四，好的問題應當有適用的研究方法和資料。對于研究者來說，問題就是要達到的目標，沒有適宜的方法，就不知道應如何研究，自然不可能達到目標。由于研究者掌握和熟悉的方法都是有限的，因此所提問題一定要與自己的研究能力相適合。再者，研究者有了好的方法，還要考慮能否找到適用的資料。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在國際關系研究中，例如進行外交史研究，有時就是因為檔案不開放而無法進行研究。
關于問題的提出，我們可以看一個例子：約瑟夫·奈在《理解國際沖突》一書中的問題設計。“20世紀上半葉，大國兩次介入毀滅性的世界大戰，導致將近5000萬人喪生。20世紀下半葉，世界又經受了冷戰、地區戰爭以及核威脅的折磨。為什么會發生這些沖突呢？在新世紀里它們還會再度爆發嗎？抑或日益增強的經濟和生態相互依存、跨國和國際制度的發展、民主價值觀念的傳播會帶來一個新世界秩序嗎？在21世紀，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又將如何影響國際政治？信息技術又在怎樣影響著全球的權力分布？”約瑟夫·奈雖然提出了一系列問題，但他的核心問題是清楚的，即“為什么會發生國際沖突”。
三、提出核心觀點——問題的答案
研究者提出問題，同時需要給出問題的答案。在論文設計中，與問題相對應的答案就是論文的核心觀點。[11]在設計論文時，核心觀點必須先行提出，這一點與寫小說不同。寫小說可以把懸念留到最后，寫論文則必須在一開始就把觀點亮出來。有人主張寫著看，在寫作過程中逐漸明確自己的觀點，“摸著石頭過河”。從操作的角度講，未嘗不可，但一旦觀點明確，就必須在論文的結構中體現出來。人們閱讀論文，需要在一開始就知道作者要論證的觀點是什么。事實上，論文選題有沒有意義，自己的研究是不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有所創新，自己的方法是否適當，都是相對論文的核心觀點而言的。
論文的核心觀點，在不同類別的研究中有不同的形式。
進行實證研究，例如論證所發現的因果關系、相關關系，核心觀點就是論文的核心假設。作為對變量間關系的一種學術猜想，假設既是對研究結果的一種預測，也是對所研究問題的預先給出的有待驗證的答案。這樣的答案是要說明國際行為體間有怎樣的關系，國際事態為什么會發生和怎樣發生的。從形式來講，假設乃是陳述事實的一個命題。
對于假設的提出，鐘倫納指出，在一定的時間和資源條件下，每一個可以接受檢驗的概念或概念間的關系，都可以成為一項待驗假設。有些題目可以轉化為一項而且只有一項待驗假設，有些則可以分解為多項或多種可以互相代替的待驗假設。如果研究者遇上題目廣泛而時間或資源不足的情況，那么就應選擇最重要或最具代表性的假設來檢驗。
對研究者來說，要提出假設，基本的前提就是研究對象要可以觀察。如果研究者提出的命題包含不能觀察的要素，那么這樣的命題就無法進行經驗實證。例如，建構主義者所提出的命題“共有觀念建構了國際體系的結構”，就包含了“共有觀念”、“建構”、“國際體系的結構”等不可以直接觀察的因素，因而不能作為研究假設。相反，民主和平論者所提出的“民主國家不打仗”，則符合假設的條件，因為該命題所涉及的兩個要素，即“民主國家”與“戰爭”，都是可以觀察的，因而是可以進行驗證的。
根據指涉變量的屬性，假設可以反映因果關系，也可以反映相關關系。如果觀察事實發現A是C發生的原因，那么就可以提出有關A與C的因果關系的假設；如果發現A與B是影響C發生的因素，那么就可以分別提出有關A與C和B與C的相關關系的假設。例如，米爾斯海默所提出的大國關系導致爭霸戰爭的觀點，指涉的就是因果關系，[13]而基歐漢和約瑟夫·奈所提出的在復合相互依賴條件下非國家行為體地位上升、國際政治中低政治議題地位上升和軍事力量地位下降等命題，[14]所指涉的則是相關關系。
根據指涉的對象，假設可以分為特定假設或一般假設。特定假設是有關特定對象的假設，主要用于解釋國際關系中的特定事件，帶有特殊性。例如，冷戰是一個特定事實，對于冷戰的結束，人們就可以提出待驗證的假設（答案）。一般假設是針對具有普遍意義的一般事實，具有較廣泛的解釋力。用于解釋規律的假設，就是一般性假設。上述米爾斯海默和基歐漢的假設就屬于一般假設。這種假設即使只能表明變量關系的或然性，仍具有較廣泛的解釋意義。
在國際關系研究中，不論研究者提出何種假設，從規范上來講，都應該有清楚明確的表述：假設所涉及的基本概念不應存有爭議；所有變量都應有明確的界定；表述應為陳述句而不是疑問句；每一個假設說明的都是兩個變量的關系，如果有更多的變量，則應分解為不同的假設。如果假設在表述上存在模糊性，人們在理解上就會有不確定性，進行驗證也會有歧義。
同實證研究不同，如果研究者是進行非實證研究，那么就不能采取提出假設的方式陳述核心觀點。通常，探討事實之意義的研究，進行戰略意圖的研究，解讀文本的研究等，所提出的核心觀點，都是基于對事實理解的主觀判斷。例如，美國實施“再平衡”戰略，把力量的重心轉向亞太，這個事實的意義何在，是不是有遏制中國的意義，研究者只能根據自己所得到的信息進行解讀和判斷。
研究者采取非假設形式提出核心觀點，特別需要表述簡明清楚。如果是用一段話來陳述擬論證的觀點，那么其中一定要有核心命題。一般來說，核心命題越簡明，設計論文框架就會越明確，是否有創新就會越清楚。如果讀一篇文章找不到清晰的核心命題，那么這篇文章就可能存在根本性缺陷。
設計論文提出核心觀點，必須要有新意，這是設計與寫作論文的最重要的規范。所謂有新意，就是要與此前學界已提出的觀點有所不同，能夠貢獻新的知識。要清楚地表明這一點，研究者就必須進行文獻綜述。
四、進行文獻綜述
專業研究者進行文獻綜述，有兩種不同的情形。一種是學科綜述，即說明學科的發展，表明自己對相關研究有充分了解，擬在前沿問題上做進一步探索。另一種是問題綜述，即集中于所要研究的問題，通過陳述已有研究的觀點，說明自己正進行的研究具有創新性。這兩種綜述有密切關系，但范圍與功能是不同的。前者是要說明研究者所選定的研究領域，而后者則是要說明論文擬研究問題的特定知識背景。從撰寫論文的角度講，闡明自己的觀點具有創新性，擬做研究才具有合法性。
以創新為目的進行文獻綜述，既要表明論文擬論證的觀點與已有研究的不同，又要表明這兩者間有密切聯系。研究者集中陳述學界對該問題研究的方方面面，要旨是搞清楚自己擬解決的疑惑學界已有怎樣的研究，是否已經解決。如果發現學界已有研究，自己的觀點沒有新意，那就需要調整自己的研究角度和觀點，或是放棄對該問題的研究。如果發現自己的觀點有明顯新意，且與已有研究存在邏輯聯系，那就能證明自己的研究具有合法性。在綜述中，如果研究者發現學界沒有或很少相關文獻，要慎言“填補空白”，因為與現實相關且具有學理意義的問題，通常不可能沒人關注。除非研究者有前所未有的重大發現，否則這樣的問題很可能是沒有研究價值的。
一般來講，學術研究都具有沿襲傳承的特點，有一個不斷積累的過程。任何一項研究的創新都是在一定的知識背景下產生的。從這個角度講，適當的研究問題應當處于既存在研究又存在疑惑的領域。研究者為解決疑惑，其問題與觀點應當是從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演繹出來的。在這個從已知走向未知的過程中，研究者的演繹做得越精妙，擬做研究的創新價值可能就越大。在這里，成功的演繹乃是創新的保證。
從操作來講，進行文獻綜述要特別避免泛泛而談，例如從三大主義講起。基于研究問題進行文獻綜述，就象是為蓋房子而打地基。房子的地基不應打在任意的地方，而要打在擬建房子的地方。如果做綜述缺乏針對性和深入性，所綜述的文獻與所要研究的問題沒有邏輯關系，那就像是在一片土地上東挖一鍬，西刨一鎬，然后就隨意地把房子建起來。這樣的房子是肯定會出問題的。
以擬提出的問題和觀點為導向，綜述文獻要選取與問題相關的資料，特別是對于該問題的直接論述。如果沒有直接論述，則要選取有邏輯聯系的相關論述。這里所說的邏輯聯系，是指有直接的推導關系，而不是泛泛相關。為了說明邏輯聯系，進行綜述就不能是純粹的梳理，而是要聯系擬提出的核心觀點對資料進行評述。例如，可能需要說明已有研究是否涉及過這個問題，已提出了哪些觀點，是否解決了問題，哪些問題沒有解決，為什么沒有解決，在已有研究途徑無法進一步深入的情況下為什么選取新途徑具有學理意義，等等。對文獻進行學理分析，對于研究進程來說是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
總之，做好文獻綜述，歸根結底是為了在學界已有研究與論文擬做研究之間建立起邏輯聯系。這種聯系闡釋的越明確、越深入，綜述的任務完成得就越好。
五、方法的選擇
有了適當的問題和擬論證的核心觀點，還要選擇適宜的方法才能實現論證的目的。在撰寫論文時，研究方法的選擇決定于研究對象的屬性。由于國際關系事實既是客觀實在，又是行為體的意圖的結果，因此針對可以觀察對象的實證方法和針對不可以觀察對象的非實證方法都是必不可少的，它們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以對軍事力量的研究為例。一個國家的軍費開支、武器裝備、軍隊規模與部署等都是可以觀察（包括統計）的“外在現象”，需要進行實證研究。國家發展軍事力量的意圖，對安全問題的判斷，特別是會如何運用其軍事力量，則具有不能直接觀察的“內在意義”，只能進行非實證研究。再比如，研究美日同盟關系的演進，對于其意圖需要做非實證的研究，即依據各種文本進行詮釋；而對其實際行動則需要做實證研究，即進行經驗觀察與解釋。總之，對于任何一個國際事態，都需要同時研究其兩面，只解釋一個方面是不行的。當然，在實際研究中人們都會有所側重。
研究者進行實證研究，必須堅持客觀性原則，這一點與自然科學研究是一致的，即在搞清楚事實客觀真象的基礎上探求變量間的關系。這樣的研究不能靠主觀想像與猜測，所得結論必須是可以檢驗的。從操作的角度講，實證研究可以選用多種方法，包括關注一個或幾個事例的案例方法，對大樣本進行統計描述與分析的定量方法，以及把事實模型化、數學化的形式模型方法等。這三種方法是國際關系研究中的主要實證方法。
案例法是針對單個或少數事例進行深入分析與解釋的一種途徑。研究者基于特定目的挑選的事例與大樣本研究中隨機選出的樣本是不同的，通常不能代表事實的總體。用案例法進行研究，可分為非理論性研究和理論性研究。前者是對該事實本身進行解釋，類似于歷史性研究，而后者則是為了檢驗或發展理論。用案例法對理論進行檢驗，可以進行證實，也可以進行證偽。不過，由于案例法在本質上不是一種普遍性研究，因此用于證實一般性命題通常被認為缺少說服力。相反，用案例法進行證偽則是受肯定的，因為只需要找到一個反例，就可以證偽一個命題。用案例法發展理論，其目的不是檢驗假設，而是要探求新的變量關系，以便提出新假設。這類研究作為理論創新過程的初始階段，是最值得提倡的一種案例研究方式。
定量研究法是與事實的量的規定性相對應的。對于可以觀察之事實，沒有恰當的定量研究，就不能進行準確描述，也不能發現規律并得出具有普遍意義的驗證。在國際關系研究中進行定量分析，簡而言之，就是研究者根據大樣本數據描述事實的現狀、過程、趨勢（包括測量變量間關系），或者根據部分數據以及問題的條件和假定對未知事物作出推論。由于這種研究途徑具有科學的形式，因而在國際關系學界有日益流行的趨勢。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許多有重大意義的國際關系事實不具有進行大樣本統計的條件，因此定量研究的選題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再者，進行統計推論盡管可以得出非常“科學”的結論，但這種計算結果未必與事實的發展相符，因為國際關系的演進并不是純客觀的進程，人的意圖發生改變，國際互動的“客觀規律”就會被打破。
形式模型（formalmodel）方法是指運用數學、圖形和符號的研究途徑。其中，以研究對抗沖突中的最優對策為目標的博弈模型是一種比較典型的方法。由于外交談判、經濟制裁、軍備競賽、軍事結盟等國際關系的過程和模式經常會表現出某些類似博弈的特征，研究者基于理性選擇模型可以明確各方的戰略選擇與收益，并推論出結局，因此把某些國際問題形式化是可以得到許多有益啟示的。例如，研究者可以簡化真實世界的某一部分以描述其邏輯關系，可以用模型的方式演繹在經驗世界無法觀察到的景象，也可以用經驗事實對所做推論進行證實或證偽。這些都是運用形式方法的長處。不過，形式方法的局限性也是明顯的。由于把問題形式化會忽略掉許多關鍵因素和條件，因此所做推論很可能與現實情況有較大距離。再者，以形式方法演繹的結果是以博弈者對環境與規則有共識為前提，但現實卻未必是這樣的，即決策者未必是理性的，因此，用形式模型說明現實問題時，必須綜合考慮更多的因素。事實上，實際決策者是不可能把形式模型的結論簡單地應用于實際的。
與實證研究同等重要的非實證研究，所需運用的主要是詮釋方法。這種理解與解釋文本的途徑，在國際關系研究中針對的是事實的不可以觀察的方面，宗旨是說明事實的社會（歷史）意義。運用這種方法，研究者首先要理解文本的語言學意義，即文本的原意。再進一步，則需要理解文本作者的主觀世界，即解釋作者思想是如何從生活的整體環境中產生的。由于文本的內涵不能做經驗實證，隨著時代的發展和人的認識水平的提高可以從中解讀出新意義，因此在國際關系研究中進行詮釋，要旨始終是要能提出更好的理解與解釋，即說出前人沒有理解或解釋的東西。
在詮釋的操作中，研究者可以不拘一格地運用許多具體的方法。例如，可以用歷史分析法解釋國際事件的由來，用演繹法把已有理論用于解釋現實問題，也可以用比較法對照反映國際事實的不同文本。在這個過程中，研究者始終要有明確的問題意識，即所有的理解與解釋都是為了回答預先提出的問題。需要注意的是，用詮釋法解釋出來的東西，盡管針對的是不可以觀察的對象，例如心理因素，但這種對象與可以觀察的事實是始終存在對應關系的，因為它或遲或早、或直接或間接、或局部或全部會以可以觀察的外在現象表現出來。
例如，國家的對外戰略理念最終會表現為實際的對外政策行為。當然，要確定這種聯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主觀的東西與客觀的東西終究是不能劃等號的。
以上所介紹的四種方法，是適用于國際關系研究的主要途徑。[16]除了這幾種學科方法之外，研究者們為了實現論證目的，還需要靈活運用其他工具性方法，例如訪談、問卷、層次分析等。研究者選擇方法，關鍵是要切合擬解決的問題。用過的俗語：“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菜吃飯，量體裁衣”，就是對方法選擇的形象表述。
六、結語
了解論文的設計與寫作規范，對國際關系研究才能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在研究中自覺地做好這些方面，論文的論證目的才能夠達到。對研究者來說，要寫好論文，最關鍵的是要有好的觀點和好的論證。所提觀點好不好，要靠文獻綜述說明；所做論證好不好，則要看解釋是否自洽與深入。什么是好的解釋？也許可以從效果著眼，即人們讀過之后對于國際關系現實有更深層次的理解，對事態的未來演進能夠產生一定的前瞻性認識，并且能夠從中得到對策性啟示。
國際關系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國際經濟關系 CSSCI來源期刊 文獻計量學 論文被引著作被引 機構分布 地區分布
中圖分類號：F1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08)6-0081-06
引言
國際經濟關系研究涉及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兩個學科交叉領域的研究。中國對國際經濟關系的研究在改革開放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取得了諸多研究成果，出版了許多關于國際經濟關系理論和問題方面的論著，相應地，中國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類期刊刊發的國際經濟關系論文愈益增多。進入新世紀后，中國國際經濟關系研究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本文借助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數據庫2000―2007年中國國際經濟關系期刊論文的相關數據，主要包括論文收錄和引用、關鍵詞及其分布、發文期刊、發文學者和引用文獻、學者所在機構和地區分布等數據，對新世紀以來中國國際經濟關系研究的一般特征做出初步分析和評價，并指出該領域研究存在的幾個問題和發展趨勢。
國際經濟關系論文概況
本文所分析的國際經濟關系論文，依照2000―2007年CSSCI來源期刊目錄，選取303種重要和核心的政治學、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期刊，排除通俗讀物、二次文獻以及非中文文獻期刊，并按照中國圖書館學科分類，在“世界經濟”總目錄下，通過關鍵詞搜索，挑選出國際經濟關系研究方面的來源文獻6127篇、引文文獻33281篇。這是本文分析的出發點。
從表1中可以看到，在我們檢索的時期內，國際經濟關系論文的發表和引用文獻有以下三個特點。其一，呈現出一種緩慢下降的趨勢。這表明，從事國際經濟關系研究的隊伍和成果逐漸減少，反映了該分支領域在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中的地位不斷下降，從而表明其他分支領域的研究不斷發展的趨勢。其二，引用文獻的數量呈曲線波動，2001年后逐步下降，2005年和2006年卻連續兩年大幅上升，2007年又大幅下降，表明該領域研究狀態并不穩定。在6137篇文章中，有引文的3986篇，無引文的只有2151篇，篇均引用文獻5.42篇，大致接近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平均量。令人振奮的是，無引文的文章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從2000年到2007年，其絕對數字從492篇大幅減少到148篇，從而反映出我國國際經濟關系研究的規范性和學術性不斷加強。其原因大致有兩個：一是隨著我國借鑒國外特別是美國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增多，該領域的研究人員和成果不斷與國際規范接軌，學術差距日益縮小；二是隨著學科領域的建設和發展，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兩個領域的人才培養(特別是碩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的規范不斷擴大，該領域的研究水平不斷提高，研究成果質量和學術規范有所增強。
2000―2007年論文分類、引用文獻語種和引用文獻分類的統計，也說明了國際經濟關系研究水平的不斷提高。如表2所示，在本文檢索的6137篇文獻中，研究論文為5369篇，占87.48％，綜述、評論、傳記、報告、譯文等文章，僅占12.52％。眾所周知，研究論文的原創性最強，學術價值最高，這表明我國國際經濟關系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成果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處于前列。
在表3給出的引用文獻語種中，盡管引用的中文文獻數量始終占據絕對領先地位，但所有引用的外文文獻數量之和，卻遠遠大于中文文獻，特別重要的是，引用的英文文獻數量始終接近中文文獻，2005年和2006年甚至還超過了中文文獻。這表明，第一，由于該研究領域的國際性質，外文文獻的引用率始終很高，表明我國學者高度重視借鑒外國研究成果；第二，我國學者始終關注和立足國際經濟關系研究前沿，外文文獻是他們獲取信息的重要來源；第三，大多數學者使用的外文是英語，德文、法文、俄文和日文文獻的引用率較低，而且處于波動之中，說明該領域的研究受到英語世界特別是美國的影響較大；最后，譯文始終是一個重要的引用對象。
在表4的引用文獻分類上，圖書引用13788篇次，居于首位，占41.42％，如果加上匯編文獻、報告文獻和法律文獻，則占48.73％。此外，在大多數年份里，引用的圖書文獻均超過了引用的期刊論文；但在2005―2007年三年里，圖書的引用卻少于期刊論文。可能的趨勢是，圖書仍是重要的信息來源，但期刊論文的重要性不斷增加。還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報紙文章在所有引用文獻中的比例為5.83％，表明我國國際經濟關系研究的新穎性和前沿性。二是網絡資源的引用率超過報紙文獻，占總引用文獻的6.38％，而且大體呈逐年大幅增加的趨勢，說明網絡成為研究人員獲取信息的一個愈益重要的來源。三是學位論文以及匯編文獻、報告文獻和法律文獻的引用率較低，學位論文僅引用62篇次，為0.18％，至少說明我國在該領域的新人才的研究成果未得到應有的關注，或缺乏應有的創新；匯編、報告和法律文獻的引用為2431篇次，占引用文獻總數的7.3％，表明我國國際經濟關系研究不太重視實證研究和問題研究。
期刊學術影響力
學術期刊是學科發展和專業研究的重要平臺，期刊對某個學科或研究領域的發文，說明了它們對該學科領域的重視程度，而期刊論文的引用，又表明該期刊這個學科領域的學術影響力。本文選取303種發表國際經濟關系論文的期刊，從發文和引文分布兩個方面來說明它們的學術影響力。
我國國際經濟關系論文主要發表在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期刊上，也有一些發表在歷史學、社會學、民族學、地理學、法學、馬克思主義研究等期刊以及大學學報上。這表明，一方面，我國國際經濟關系研究人員所矚目的，仍是本學科專業的重要和核心期刊，其研究成果也主要出現在這些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期刊上；另一方面，國際經濟關系研究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密切相關，研究人員和研究成果是跨學科專業的。表5給出了2000―2007年期間國際經濟關系發文超過60篇的22種期刊，其中，經濟學和政治學期刊各10種，其他兩種分別屬于馬克思主義研究和社會科學總論。在經濟學期刊中，8種為世界經濟類，2種為經濟總類；而10政治學期刊均為國際政治的重要和核心期刊。這22種期刊在該研究領域發揮著重要的學術推動作用。
期刊的學術影響力，主要表現在發文的被引次數。概括而言，期刊發文被引次數越多，說明它們對某學科領域的學術影響力越大。在本文檢索
的303種期刊中，2000―2007年被國際經濟關系研究學者和研究論文引用10篇次以上的期刊有185種，超過總數的61％；被引用16篇次以上，即年平均被引率為2篇次的期刊，有130種，約占總數的43％；被引用40篇次以上的，即年平均被引率為5篇次的期刊，有45種，占總數14.85％。
在表6被引40篇次以上的45種期刊中，中文期刊30種，外文期刊15種，比例約為67:33；在被引率最高的前20種期刊中，中文有13種，外文為7種，比例為65:35。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外文期刊中，英文期刊有14種，俄文期刊1種；在14種英文期刊中，美國期刊10種，英國和荷蘭各兩種，表明我國國際經濟關系研究受美國的影響很大。在這種15種外文期刊中，13種為經濟學期刊，2種為國際政治期刊。第二，在表6的30種中文期刊中，經濟學期刊13種，其中，世界經濟專業期刊9種、一般經濟學專業期刊4種，分別為《經濟研究》、《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經濟學動態》和《中國工業經濟》；國際政治類期刊11種；社會科學總論和其他類型期刊6種，如《中國社會科學》、《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和《改革》等。第三，表6中的大多數中文期刊，無論世界經濟類還是國際政治類，大多數的主辦單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及其下屬研究所以及國家各部委，其中，最著名的世界經濟類專業期刊有《世界經濟》、《國際經濟評論》和《國際貿易》等，較有影響的國際政治類專業期刊包括《世界經濟與政治》、《拉丁美洲研究》、《當代亞太》和《現代國際關系》，社會科學總論類期刊的代表則是《中國社會科學》、《管理世界》等。這表明，我國國際經濟關系研究期刊及其學術影響，是以北京為中心的。
國際關系論文范文第3篇
一、日本近代與哲學
首先我們簡單回顧一下接受西方哲學的近代日本歷史。明治的近代化也是引進西方文物制度的日本社會的近代化,在哲學領域也是如此。學習西方哲學并將其介紹到日本的學者們,原本大部分人最初學習的是儒教,而且多數人精通傳統的佛教教理、哲學。在這樣的哲學接受史中,最初的成果且本身具有重大哲學史意義的是哲學用語的創造。“哲學”這一詞語本身也正是這樣誕生的。在創造哲學用語的過程中貢獻最大的是西周(1828—1897)①。西周本來學習的是被視為日本“法家”的德川時代的“徂徠學”,后來轉而學習“蘭學”(荷蘭學),留學荷蘭期間學習了國際公法之后回到日本。明治時代初期,西周等人開始了用西方文明精神進行教化的啟蒙活動。盡管他們對嚴格意義上的西方哲學的導入是片面的,但是哲學不只停留在用語、概念的翻譯上,而且產生了更大的影響。明治時代后期,哲學開始影響日本人原本的思想形態。開始于西周、福澤諭吉等人的啟蒙思想,到明治后期終于發揮了作用。
(一)哲學的胎動期
從德川時代末期開始,在明治近代化的過程中哲學受到各種潮流的影響。由福澤諭吉、西周等啟蒙知識分子組成的“明六社”的活動(功利主義的影響很大)、影響了自由民權運動的英國自由思想、法國的革命共和思想對哲學產生影響,此外,進化論哲學、德國的國家主義思想、德國觀念論、實用主義等相繼被介紹到日本,并產生影響。馬克思主義也逐漸發揮了作為社會思想、社會哲學的作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使以天皇為政治權力中心的國家主義更為強化,經歷兩次戰爭的明治時代后半期,與馬克思主義一起,新康德派哲學也被介紹到日本。與此同時,這一時期以青年為中心展開了將人生意義與“哲學”思考相結合的動向,并與大正時期的教養主義、文化主義、民主主義的動向相結合。從明治末期到大正時期,大學學院派逐漸確立,關注的主要對象是康德。另一方面,在實踐的社會活動中,對馬克思的關注越來越大,在之后的一段時間里這兩股潮流一直沒有融合。
(二)大學哲學學院派的形成(明治后期———昭和、戰后)
以下考察在學院派與實踐性的社會哲學、社會思想分離過程中作為學問研究的哲學的狀況。首先在大正民主主義過程中出現了暫時的、開放的學術繁榮,并出現了尋找在學院派之外的活動場所進行哲學言論活動的思想家。土田杏村就是其中之一,本文所論的和辻哲郎也是以這種方式開始創作活動的。日本的代表人物西田幾多郎、和辻哲郎也一邊享受著這一時代的氛圍,一邊登上了學院派的舞臺。西田幾多郎很早就開始用獨特的日語文體進行思考。在任職于京都大學的西田教授的周圍,匯集了優秀的年輕人,誕生了被稱為京都學派的一群哲學家。在野時已經很有名的和辻哲郎也被西田發現,并被邀請到京都大學開設倫理學講座。西田以后接踵輩出的哲學研究者們被稱為京都學派。日本戰后很長一段時間,這種哲流都處于被批判而沒有被重新審視的狀態。也就是說,哲學被看作是推動了國家主義支配下戰爭的御用學問。直到上個世紀末,哲學終于擺脫了偏見重獲自由,開始從新的視角被研究。
(三)戰后的新研究
戰后,在美國占領下,以大學為首的高等教育機構脫離了政治相對獨立,哲學、思想領域也呈現出新的盛況。盡管依然受到德國哲學的很大影響,但是人們對20世紀50年代的法國存在主義、20世紀60年代的邏輯實證主義越來越關注,以往那種觀念式的、封閉的學院派開始變得開放起來。盡管如此,與現代相關涉的“日本的哲學”究竟是什么呢?可以說很長時間以來一直很難找到能夠正面回答這一問題的具有傾向性的看法。(四)最近的動向筆者認為最近的動向可以說是對新的“實踐性”哲學的要求。人們對應用哲學、應用倫理學的要求不斷提高,新的生命倫理學、環境倫理學的領域誕生。原本這也是與歐美動向連動的現象,初期也有近似于歐美翻版的東西。但是最近,在與日本的“現實”的關系中出現了新動向,即希望深入日常人們關系性的深部。這一動向作為對我們現實中遇到的各種狀況,或者源自新的日常關系性、日常用語的哲學的要求,影響著年輕人。哲學著作也開始用簡單易懂的日語寫作。以上簡單回顧了日本近代哲學史。最近新的實踐哲學的發展動向之一,是關注如何用哲學概念去理解現實的日常關系性,深入思考日語與哲學的關系,可以說這與本文的主題和辻哲郎的哲學、倫理學密切相關。
二、和辻哲郎的哲學
(一)和辻與西田
西田幾多郎(1870—1945)與和辻哲郎(1889—1960)是日本哲學研究潮流中的代表性人物。他們共同經歷了大正時期這一開放的時代,西田經歷戰爭,在戰爭結束前逝世,和辻在戰爭結束后逝世。對比兩者,西田幾多郎將研究主題定位在“自己與世界哲學”或者“宗教哲學”,具有“內向的哲學”的性質。與此相對,和辻哲郎將研究主題定位在“自他關系的倫理學”、“文化哲學”,具有“外向的倫理學”的性質。西田哲學,其“內向的哲學”有時被批判為唯我論。但是,西田意識到自己的思考是要克服唯我論。另一方面,和辻的研究,其出發點是立志于學院派之外的藝術、文學活動。最初以文化研究的形式開始。但同時,正因為是文化研究,所以其內容與學院派哲學大多視而不見、避而不談的近代哲學一直采取掩飾著廣泛的防守范圍相關。
(二)和辻的研究
和辻最初以尼采研究、克爾凱戈爾研究面世。現在這些研究的預見性得到了認可。后來完成了《大和古寺巡禮》等隨感性的、文學性的著作。他的文筆活動受到西田幾多郎的注意,被邀請到京都大學開設倫理學講座。和辻從此開始了作為學院派學者的研究經歷。后來,和辻返回東京,成為東京大學“倫理學”講座的教授。在創作了評論家時代的《古寺巡禮》、作為京都大學博士論文提交的《原始佛教的實踐哲學》以后,完成了《原始基督教的文化史意義》、《孔子》、《風土》、《日本精神史研究》、《作為世間之學的倫理學》、《倫理學》(戰中到戰后)、《日本倫理思想史》、《鎖國》和《被埋沒的日本》等許多著作。和辻關注的內容涉及日本文化史、精神史、歐洲哲學、倫理學、佛教、基督教、儒教的源流等,內容豐富多彩。和辻哲郎的弟子、和辻研究第一人湯淺泰雄將和辻的研究分為以下三個時期③。
第一時期,大約30歲之前即學究生活以前的和辻。具有大正教養主義、人格主義傾向,而且具有很強的文學審美傾向、個人主義傾向。其著作內容關注的是古代日本文化、尼采、克爾凱戈爾。
第二時期, 30歲至40歲中期。留下了日本精神史、基督教、佛教、西方哲學等方面的著作。主要作品有《風土》與《作為世間之學的倫理學》。
第三時期,40歲以后即和辻倫理學體系形成的時期。主要作品有《倫理學》與《日本倫理思想史》等。這一時期正值日本戰敗,這兩部作品也反映了戰敗的經歷。作為國家主義的全體主義,和辻受到批判也正是這一時期。將和辻作為面向21世紀哲學的日本哲學的代表人物之一進行考察,也是將第三期的和辻及其周圍的問題作為研究對象。
(三)和辻對哲學倫理學的關注
人們普遍認為從第二期到第三期,以日本戰敗為契機,和辻的倫理學體系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一點將在后文論述,下面先介紹貫穿和辻思想的哲學問題意識。其一是日語這種語言、進而到貫穿著日語的日常性的人際關系之點;其二是對這種人際關系的關注;其三是再到對文化多元主義的傾向與關注。下面分別對這三點進行簡要論述。
1.日語這種語言。在《日語與哲學的問題》這篇論文中,和辻指出日語沒有性別、單復數差異,詞尾不因人稱不同而發生變化。與西方語言比較而言,日語的這些特性是適合日本人活動的語言形態,并非不適合于哲學思考。他最后總結說:“遠離日常語言的哲學絕不是幸福的哲學。百余年前的德國哲學家們從長期以來的拉丁語的桎梏中突然獲得了解放,由之同時使哲學成為朝氣蓬勃的鮮活事物。進行這種研究確實需要具有巨大力量的人士。于是,具有巨大力量的人士便應運而生。我們在這里發出期待的聲音。日語并非是不適合于哲學思考的語言,只不過對哲學思考而言,日語仍是處女。用日語思考的哲學家,快誕生吧。”(《日語與哲學的問題》,《續日本精神史》所收, 1929年完成,1935年修改)[1]551
2.對“世間”關系的關注。對日常語言的深入關注與和辻哲郎的倫理學構想密切相關。體現了和辻最初倫理學體系的《作為世間之學的倫理學》中非常鮮明地表現出他的問題意識。和辻將西方的個人主義作為反世間事實的虛構理論加以排斥。所謂“世間”不是指作為個人的人,原本是指人們居住的世界,應該讀作“じんかん”(jinnkan人間)。世界上每個人的形態,正是人—間,應該將“人與人之間”作為鮮活的關系來理解。無論是僅僅把個人的存在作為人的本質來理解,還是將淹沒個人的整體作為人的形態來理解都是不正確的。個人的—社會的二重性、辯證的二重性才是人之存在的真實。西方倫理學史也絕非將人作為孤立的個人主義性的存在。以上就是和辻闡釋的倫理學。“世間是指‘世界’本身同時也是指存在于世界中的‘人’。因此‘世間’不僅指人也不僅指社會。‘世間’是將二者辯證的統一。”(《作為世間之學的倫理學》)[2]和辻的這一構想一直存在于構筑后來的浩瀚倫理學體系的《倫理學》中。具有辯證的二重性格的人的存在,最主要展現給我們的就是日常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辻將信賴看作是人際關系中最基本的感情。信賴有各種表現,在和辻看來,在人的行為、交涉的根底通常有對他者的信賴。即使是在近代社會,人們無意識的日常行為中也存在著他人對自己沒有害意的信賴。雖然在現實中存在著背叛和虛偽,但作為缺少信賴的狀態,反而體現了信賴的根源性。人的“真實”表現為對待信賴的態度,這是人之存在的基本形態。
3.和辻的文化多元主義構想。第一期、第二期的和辻,集中精力著述以佛教、儒教、基督教或者希臘等文化源流為對象的著作。其中,關于應如何把握自古以來一邊吸收外來文化,一邊創作自己文化的日本這一文化個體的本質的問題橫在和辻面前。同時,他也曾力圖將這些源流思想作為人類共同遺產(人類的教師)來理解。在文化之價值多元性的根底,以及與之同時的多元的文化價值中,存在著普遍性的“人間”這一主題。將日本、中國、印度分為季風型風土、沙漠型風土、牧場型風土,在與人的風土的關系中理解自我的《風土》,正是將這種對文化多元性的關注寄于風土概念的著作之一。
三、戰后的和辻———從戰前開始的變化
(一)從戰前的和辻到戰后
日本戰后對和辻哲郎的評價多是批判的。戰前,戶坂潤也對和辻的解釋學方法進行了嚴厲批判。戰后的批判是專門針對和辻思想的第三期即倫理學的性質。和辻否定個人主義、提倡全體主義性的個人的滅私奉公,認為獻身道德才是日本的傳統。人們認為和辻的這種思想幫助了戰爭的施行而加以批判。實際上,和辻的思想本身從戰中到戰后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這集中體現在他對國家、人倫社會以及國際關系的理解方法等方面。“由于太平洋戰爭的失敗,近代日本的世界史地位不復存在。”[3]日本戰敗對此前日本的自我理解以及和辻的日本印象都產生了決定性影響,戰敗也成為和辻思想的巨大轉折點。對于和辻的倫理學體系,筆者認為和辻的倫理學乍一看,其重點大多放在日常的解釋學。但當和辻的倫理學關注利益共同體、國家的時候,和辻的解釋學也發生了變化,帶有應稱為既成法解釋的特征。戰后和辻修改了倫理學,這也意味著他改變了戰前的觀點。我們從和辻對把重點放在國家人倫的公法方面這一現實形態的解釋的變化上,能夠看出和辻思想的發展。首先,我們來看和辻國家觀的變化。戰爭中和辻有如下論述:“國家的防衛不是指守護個人幸福免受外部威脅,而是指國家自身的防衛,因此是指對人倫組織的把捉,人倫之道的防衛。從這一點來看,國防不是手段,其本身具有人倫意義。”[4]493和辻將國家看作人倫組織,給予其至高無上的人倫意義。這當然也影響了國際公法。把國家看作是人倫的最高形態,對于超越國家的存在,諸如國際聯盟等組織當然也就持否定態度。“人類作為一個整體自古至今都不存在。由人形成的整體沒有比國家更大的東西。即國家不具有在自己之上規定自己的如人性那樣的整體性。”[4]500“國家的‘力量’集中于統治權。因而統治權不僅是立法而且是實現法的巨大力量,其根系被植入神圣性之中……因此性表現為國家整體性是有限的這一人之存在的終極的整體性。”[4]476
(二)戰后和辻自身的變化
戰后的和辻修訂了戰爭中寫的《倫理學》,表明了自己對超越國家的國際組織的理解。和辻認為國際組織是以國家為前提、同時又保護國家的存在。“不君臨任何國家的世界國家、各國國民全體擔負的世界國家,作為這種國際組織的國家必須出現……為了世界上所有國民都能自主完成他們的人倫組織,必須給其以充分的自由與獨立。只要與這種人倫努力有關,各國國民就必須完全擁有已經形成的國民國家的……世界國家的……對各國民國家的統治也不容置喙……”[5]
(三)對日本思想傳統的關注及其變化
和辻對國際社會關注的變化同時也是他對日本歷史、思想傳統理解的變化。戰前的和辻肯定了武士對主君的“獻身道德”,否定商人的文化、思想、活動。因為“商人本性”(商人精神)是以追求私人利益為最高目標的。《續日本精神史研究》中收錄的《現代日本與商人本性》很好地體現了戰前和辻的觀點。“商人精神在17、18世紀的日本形成了功利主義道德,到19世紀后半期作為商人本性遭人鄙視。認為應該鄙視商人本性的是經濟上處于商人支配下的武士階級的道義觀。對商人本性的鄙視一直持續到武士階級以后,而且商人本性這一概念本身也變成含有鄙視意義的詞語。從這一點來看,以自家福利為絕對目的的道德觀只在日本沒有得到認可。”(《現代日本與商人本性》,《續日本精神史研究》所收)[1]478“我們必須承認功利主義的個人主義是現代日本建設中的強勁動力……現代的危險也正在于這一點。”[1]500和辻認為日本需要的是克服近代歐洲肯定欲望的思想。日俄戰爭作為防御西方各國侵入的戰爭,當時在國內遭到馬克思主義者的反對。和辻寫這部書的目的是指出“商人本性”與近代歐洲的“資本主義精神”具有相同性質,對其加以排斥。這種意義上的商人本性是指近代歐洲的個人主義,其背后是功利主義哲學。和辻認為馬克思主義與追求利己利益也不是無緣的。即“階級斗爭”只不過是將追求利己利益轉變成“共同的經濟利害關系”的形式。④但是,和辻在戰后的著作《日本倫理思想史》中卻對商人階級給以肯定的評價。“長期以來,商人階級已經成為文化的支配者。”[6]700“當倒幕目標終于明了化的時候,作為這一運動的旗手展示自我的是下層武士與上層庶民組成的革命團體。他們被認為是來自此前形成的知識分子階層中的能動的部分。”[6]710可見,和辻開始認為支撐商人經濟活動的道德觀是必需的。可以說,戰前和辻批判商人本性,主張回歸共同社會的理想與人倫的自覺,結果也都意味著“道德觀”是必需的,因此并不是說戰后和辻才完全改變了觀點。事實上,戰前的和辻是對一味振興經濟、殖產興業,失去道義的近代日本的反省;戰后的和辻是強調近代日本的問題點,即批判迅速引進近代技術,卻沒有在真正意義上實現對近代精神的吸收。“正如此后半個世紀的歷史所證實的,這種迅速引進的過程中隱藏著各種偷工減料引起的危險弱點。最大一點就是急于引進近代技術,卻忽視了對與之平衡的近代精神的吸收。特別是沒有注意到作為國民國家,當機構發生變化時與之相適應的公共精神的培養以及社會道德的發展。”[7]
(四)回歸文化哲學
戰后,正如最初那樣,和辻重新回歸到“文化哲學”這一原點,寫作了《鎖國》《日本倫理思想史》《被埋沒的日本》等“文化哲學”的一系列著作,批判了此前日本的封閉性與精神。例如,他在《被埋沒的日本》中這樣寫道:“(關于波茨坦宣言的承諾、制定憲法…)我們宣告不用‘武力威懾’、‘行使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紛爭的手段。這并不是因為我們已經不持有武力才這樣做。不持有武力自然無法將武力作為手段,因此沒有必要特別宣告。我們的宣言顯示了這一決心是為實現支配人際關系的崇高理想而做出的努力。將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紛爭的手段違反了上述理想。紛爭最終不需要依靠武力,而需要依靠道理來解決。如果不堅持這一原理,就無法最終實現和平的國際關系。”(《我們的立場》《被埋沒的日本》所收)[8]和辻在戰后的上述反省,并沒有在戰后產生很大的社會影響。但是今天,當我們毫無偏見地探尋和辻哲郎的思想軌跡,毫無偏見地面對曾被認為幫助戰爭施行、戰后受到批判的西田哲學時,上述引文的意義也開始重新被大家認識。在全球化不斷發展的世界以及東亞的今天,雖說和辻的思想在戰前戰后有所變化,但他對異文化的一貫關注、潛在的文化多元主義視角以及將人際關系理解為“信賴”的倫理學都具有重大的意義。因此,對于和辻曾持有的、戰后修正了的國家觀、國際關系觀,筆者認為必須將和辻戰后的國家觀、國際關系論作為日本自我認識的形態之一,在21世紀發揮它的作用。可見,和辻的倫理學雖然在公法方面存在問題,但其精髓原本在于私法方面的哲學(誠實與信賴的倫理學)⑤。對于將對私法層面人的理想狀態的關注聯系到公法層面的關系的這種意圖與方法,雖然戰前和辻在研究內容上出現不少偏頗,但也有功績。繼承其意圖,重新進行哲學思考,應該是和辻給我們提示的課題吧。筆者認為應該在以下幾方面繼承和辻的思想。
第一,和辻提出的挖掘國民精神史的重要性很重要。探尋文化的底層,比反省歷史、反省自我更為深入。這告訴我們在全球化過程中,經歷對各文化獨立性的哲學反省之后,尊重他國文化的可能性。
第二,和辻的倫理學。從與法制的關系來說,和辻的倫理學希望將公法(憲法及其他統治法)與私法(民法、經濟法)相結合。但是,公法方面并不適用于多元的全球化國際社會。應該說和辻倫理學的特色在于私法領域、從私人關系到從事經濟活動的私人領域。“誠實與信賴”這種倫理學的“真實”在今后也具有意義。在此之上重新構筑公法領域,即新的“公共性”(排斥滅私奉公的道德),對日本國內繼承和辻倫理學來說是必要的。
第三,和辻最初否定商人道德(商業道德)。但是,特別是以戰敗為契機,他開始認識到確立商業道德的重要性。伴隨現代經濟活動的繁榮,商業的道德性將成為重要課題。我們必須從與和辻倡導的“滅私”的不同方向考察經濟活動與個人幸福的關系。
國際關系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數學教學；文科大學生；創新能力
中國人民大學從1993年開始在校內所有文史類專業開設高等數學必修課，是國內率先開課的學校之一。經過15年的教學探索，目前這門課在我校已經建立了相對穩定的教學體系，并形成了一系列教學制度。文科學生對課程的認可程度已由最初的不足20％，上升到現在的70％以上。實踐證明，我們設置的文科數學課的教學目標、教學內容與教學方式都比較適合我校學生的情況，這門課也較好地發揮了培養文科學生理性思維與綜合素質的作用。在全社會都高度重視人才創新能力的今天，我們感到，高等數學課對培養文科學生的創新能力也同樣具有很好的效果。本文介紹的是我校文科高等數學教學培養文科大學生創新能力的情況。
文史類專業的數學課要面臨一個改變學生學習態度的問題，這是它與其他類型數學課的不同之處。因為初學這門課的學生當中有相當多的人對數學有畏懼或抵觸心理，他們之所以報考文科專業正是為了躲避數學。因此如何設置教學內容、采取怎樣的教學方式才能使學生樂于接受數學課是個很大的問題。根據學生的學習現狀與社會對文科人才數學素養的要求，我校把文科數學課定位為培養學生理性思維的文化素質課，把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貫穿于教學內容的設置與教學方式的改革上。
一、教學內容的設置著眼于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
在教學內容的設置上，我們是通過構造學生合理的知識結構與提高學生的思維能力，來實現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性思維。
1、優化教學內容，構造學生合理的知識結構
合理的知識結構是創新的基礎和前提。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首先要從構建其合理的知識結構著手。對于當今的文科大學生來說，掌握一定的高等數學知識，這本身就是在完善自身的知識結構。因為數學與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在內容和思維方式上都有著根本的不同，數學知識的加入，可以使得原有人文、社會科學知識所構成的平面知識結構變成立體知識結構。知識結構維數的拓展意味著思維空間在質上的擴大。只有在廣闊的思維空間里，各種具體的創新思維技法如類比、移植才可以派上用場。
在文科學生的知識庫中加入怎樣的數學知識，才能使其數學知識的結構、乃至整個知識結構達到最優呢?經過十多年的教學實踐與研究，2005年由我校嚴守權老師主編的教材《大學文科數學》正式出版了。這本教材就是我們探索這門課教學內容的研究成果。該教材設置的我校文科數學教學內容有四大模塊，它們是向量空間與矩陣、微積分、概率論與數理統計、模糊數學與圖論簡介。我們認為以這些內容構建文科學生的數學知識結構是合適的。首先，這些內容都是現代數學的基礎和最主要的部分，由它們生成的現代數學觀念是當今文科人才必須具備。其次，它們都是重大的數學思想的典型代表，具有很好的教育意義。雖然這些教學內容與其他類型數學課的內容是重合的，但與其他數學課不同的是，我們盡可能地列舉數學在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中應用的例子，使數學知識更貼近人文、社會科學。這也正是我們這本教材的一個特色。比如，講函數時我們介紹馬爾薩斯人口模型和油畫贗品鑒定；講極限時我們介紹古希臘哲學著名的芝諾悖論；講導數時我們介紹新聞傳播的速度問題等等。在具體教學內容的選擇上，我們盡量擯棄不必要的抽象證明，比如，極限的ε－δ定義我們就沒有詳細地介紹。目前我校這門課教學內容實施的具體情況是這樣的：中文、外語、國學三個專業實行一學期制，共72學時，講授一元微積分。哲學、歷史、黨史、新聞、法學、國際政治、檔案各專業實行二學期制，共144學時，講授向量空間與矩陣、一元微積分、概率統計。模糊數學與圖論簡介部分根據學時情況選講，一般作為學生自學閱讀。
2、組織教學內容，培育學生的抽象思維與形象思維能力
鑒于文科數學課定位為文化素質課，因此在教學中更應該側重于培養學生的理性思維。眾所周知，學習數學是培養抽象思維的有效途徑，其實學習數學也可以培養形象思維。我們是通過培養學生的抽象思維與形象思維能力來提升學生整體的思維能力，從而促進其創造性思維的發展。
在培養學生形象思維能力方面，首先，數學教學離不開形象思維，因為數學概念的引入必須借助直觀的形象。因此數學教學的過程就是開發、鍛煉學生形象思維的過程。其次，在文科數學的教學內容中有很多訓練學生形象思維的好材料。比如，連續、導數、定積分直觀形象的幾何意義或物理意義，會豐富學生的表象；極限能地鍛煉人的想象力；離散型和連續型隨機變量的概率分布的對比能鍛煉人的聯想能力。我校文科數學課除了一般的形象思維訓練之外，還根據文科學生的特點，特別加強了教學內容的直觀性與整體性。所謂加強直觀性就是將數學概念的實際意義、幾何意義或物理意義講解得更加詳細，把它們作為教學內容的重要部分，而不是次要的附屬部分。所謂加強整體性就是盡力展現數學知識的來龍去脈、展現數學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使學生從整體上去理解和把握數學。而“從整體上去把握事物”正是形象思維所具有的特點。在教學中我們了解到，希望能從整體上去把握數學也正是不少文科學生的愿望。為此，我們在教材中穿插了數學史、數學小典故、數學家生平簡介、數學名言警句等。教材也因此變得生動活潑。教學內容的直觀性與整體性的加強，既化解了數學知識的抽象性，使得教學工作能順利地進行，又使得培養學生形象思維的效果更加顯著。這種把數學史融入數學教學的做法，是文科數學教學的一大特色。
在培養學生抽象思維能力方面，我們針對文科大學生思想活躍、思維跳躍性強的特點，特別注意訓練學生思維的嚴謹性，以此作為提高他們抽象思維能力的突破口。比如，對于判斷是非題“初等函數在其定義區間內可導”，有不少學生誤認為是正確的，因為他們隱約記得有一個關于初等函數在其定義區間上的性質。其實那個性質是“初等函數在其定義區間上連續”。我們在糾正學生具體知識錯誤的同時，還糾正了他們容易犯的忽略概念準
的解法中，每一步都是有依據的，這就是推理的嚴謹。每當我們在課堂上給出正確的解法，學生都會深有感觸地不斷點頭，看得出他們是被數學推理的嚴謹性折服。通過這樣的教學，學生在加強思維的嚴謹性方面確實有所收獲和進步。連一些入學時自以為抽象思維訓練已足夠的中學理科生，學完這門課之后都感慨自己的抽象思
維能力還有待提高。在教學中我們體會到，學生抽象思維能力的培養和提高是需要磨練的。只有通過大量的、反復的、手腦并用的練習才能有效地刺激學生的大腦，使之內化為一種思維的習慣，最終形成思維的能力。因此我們認為，即使定位為文化素質課，文科數學課也還是需要系統的教學，不宜開成單純的數學講座。
學生知識結構的合理化與整體思維能力的提高，會使得他們思維的品質得到改善。這些品質分別是思維的廣闊性、思維的深刻性與思維的靈活性。而這些優良的思維品質正是創造性思維所不可缺少的。因此我們認為，文科學生學習高等數學有利于培養創造性思維。
二、改進傳統數學教學方式以利于培養學生的創新實踐能力
采取怎樣的教學方式能使文科學生樂于接受數學課，是開課以來我們一直思考的問題。在開課后的第六年1998年，我們決定在數學課通常的教學環節(課堂講授、學生作業、期中考試、期末考試)之外再增加“學生撰寫數學小論文”一項。我們設計這項教學環節的初衷，一方面是要減輕學生的考試壓力，加大平時學習成績在總成績中所占的比例，以緩解學生對學習數學的畏懼與抵觸。另一方面是要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發揮他們善于閱讀和寫作的特長，倡導研究性學習。這一教學方式的改革立即得到廣大學生的積極響應與熱烈歡迎，同學們發現數學、學數學、用數學的興趣一下子被激發了出來。其教學效果之好是我們始料未及的。
下面簡要地介紹一下這項教學工作開展的情況。此教學環節規定，學生在修課期間提交1篇與數學有關的小論文。數學小論文的選題很廣泛，它可以是數學在文史學科應用的綜述、可以是學生在文科專業或生活中應用數學的案例，可以是從數學的角度對事物的觀察分析，可以是對學習數學與提高思維、培養素質的關系論述，可以談學習數學的心得體會，可以是對文科高等數學教學內容和方式的探討和建議等等。論文要求正式格式、字數不超過5000。論文成績占總成績的10％，論文成績特別優秀者可以另外再得到總分加分的獎勵。到目前為止，約有5000多名學生參與了這項教學工作。每學年，具有較高質量的論文約占論文總數的15％左右。已有60多人獲得了總成績加分的獎勵。
每年我們都會收到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高質量的學生數學小論文。例如，《數學精神與法律原則》、《數學與法律的比較》、《從數學看人生的道理》、《概率統計在辛普森殺妻案中的應用》、《關于的概率分析》、《國際關系理論中的數學》、《數學思想方法在政治學領域中的應用》、《罰球角度與命中率的數學分析》、《交通事故與刑事案件中的數學》、《現代新聞人離不開數學》、《概率統計在公交車問題上的應用》、《淺析“詩經”中語言的連續性》、《用二項分布分析宿舍插座的使用情況》、《研究中國歷史不同時期官階、官員年齡結構的分布規律》、《大學生如何購買牛奶最省》、《大學生生活費的分配與使用》，《便民小餐館每日購買多少扁豆能使成本最低》、《報販每日的合理進報量》、《對希望工程的效益作評估》、《對所在村外出打工人員情況的調查與思考》、《對學生食堂就餐人流量的分布規律探討》、《對學生公寓樓廁所坑位數目的合理設計》、《對大學生晚自習狀況的統計分析》、《對家鄉城市園林無障礙設施設計的調查報告》、《研究和比較幾種體育記分法的公平性》、《對商場“買100元返88元”促銷活動的分析》、《用正態分布驗算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調整的合理性》、《學生上網時間的數學分析》、《關于話費節省的函數思考》。學生論文的選題很廣，內容也很新穎。透過這些論文，我們可以看到學生對社會問題的關注、看到文科學生所特有的敏銳洞察力與文采、看到學生試圖從數學的角度去觀察問題、解決問題所做出的努力、看到學生親手應用數學后的興奮與自豪。有學生在交給老師論文時高興地說，“沒有想到自己能寫出這樣精彩的數學論文”。
我們感到學生撰寫數學小論文是一種非常適合文科學生特點的教學方式，它對于培養學生的創新實踐能力具有很好的效果。這種創新實踐能力表現在兩個方面，一一是創新的技能，二是創新的精神。在創新的技能方面，撰寫數學小論文培養和鍛煉了學生發現問題、明確問題、闡述問題、組織問題和輸出問題解決方案的能力。在創新精神方面，撰寫數學小論文激發了學生的獨立性、自信心和意志力，而這些都是人從事創新活動的動力、是創新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布置小論文的作業我們發現，一般新生的獨立性都不夠強。每當我們宣布寫小論文的事，學生們都會不約而同地發出驚訝的“啊”聲。他們認為，自己的數學知識有限、數學學得也不夠好，不可能有獨到的見解和新穎的發現。經過近一年數學教學和學生個人的努力，一些學生最終寫出了有創意的論文。這無疑是他們破除迷信、增強了獨立性的結果。因此說，撰寫數學小論文有利于培養學生的獨立性。撰寫數學小論文還有助于提升學生的自信心。由于自信心是人獲得成功體驗的產物，因此，一旦學生在自己相對薄弱的領域寫出了有創新點的論文，他們成功的體驗將會更深切，自信心增強的幅度會更大。撰寫數學小論文還很好地鍛煉了學生的意志力。我國中小學生寫論文訓練不多。文科生要在大學一年級自己確定選題作有關數學的論文，確實會遇到不少困難。這其中既有心理和認識上的困難，又有方法和技術上的困難。但也正是由于這些困難才更能磨礪學生的意志。學生撰寫數學小論文所受到的鍛煉是多方面的。因此我們認為，文科學生以這種研究性的方式學習高等數學有利于培養他們的創新實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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